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代际交叠模型下的理论的研究探讨

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代际交叠模型下的理论的研究探讨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代际交叠模型下的理论的研究探讨潘珊潘珊(1988-)，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硕博连读研究生，主要，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硕博连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增长；马松研究方向为经济增长；马松(1986-)，男，河北邯郸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生，，男，河北邯郸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及证券市场（北京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及证券市场（北京100871）。）。1引言环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类生活、作用于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过程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体系统。近年来，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路径相似，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两难问题在中国已日益凸显：一方面由于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利用及工业污染物排放的不断增加，经济增长导致环境质量急剧下降;另一方面资源耗竭、环境恶化反过来又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桎梏。为了理顺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格罗斯曼(Grossman)和克鲁格(Krueger)[1]用人均收入变化的三种效应来解释经济增长对环境产生的影响：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规模效应是指扩大经济规模将产生更多的污染，因而规模效应对环境产生消极影响。然而，经济增长又通过结构效应对环境产生积极影响：随着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也将发生变化，从过去高污染的工业经济转向清洁的服务型经济和技术型经济。此外，经济增长带动技术的进步，技术效应的产生可以有效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进而减轻环境压力。总之，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规模效应的影响最为显著，而随后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将逐渐占据主导地位。长期来看，环境污染将随经济增长出现一种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即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很多学者对这一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包群和彭水军[2]通过构建包含污染方程与产出方程的联立方程组，对中国30个省市的污染排放与人均GDP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有5类污染指标均符合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而韩玉军和陆旸[3]对165个国家进行分组检验后发现，不同工业和收入的国家，其环境污染和收入会产生不同形状的曲线。同样地，环境质量变化也影响着经济增长，其作用机制可概括为三类：一是从自然资源的供给方面来考察资源可耗竭性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这类文献将自然资源、环境质量等同于传统生产函数中的物质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来考察在生产过程中包含环境要素投入的最优增长问题，例如洛佩兹(Lopez)[4]和博文伯格(Bovenberg)[5]等;二是从人们对环境质量的需求角度考察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类文献通常遵循标准的拉姆齐(Ramsey)理论框架，将环境质量纳入消费者效用函数，利用动态优化的方法来考察消费者最优决策问题;三是在模型中同时考虑环境质量对产出与效用的影响，此时环境往往同时具有正的边际效用及边际产出。这类文献的模型推导大多得到了“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如塞尔登(Selden)和宋(Song)[6]等。综合上述文献可以发现，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变化之间存在双向作用关系：一方面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影响着环境质量的变化;另一方面环境变化、污染排放也同时影响着产出变化与个人偏好而作用于经济增长。事实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者就开始将自然资源及环境污染问题引入到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如施蒂格利茨(Stiglitz)[7]等运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对可耗竭性资源的最优开采、利用路径进行分析，作者认为在一定技术条件下，即使自然资源存量有限，人口增长率为正，人均消费持续增长仍然是可能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以罗默(Romer)[8]、卢卡斯(Lucas)[9]等为代表的内生增长模型的出现，经济学家们通过将环境或污染引入生产函数或效用函数，从而在内生增长模型框架下对环境恶化与经济发展问题进行讨论。代表模型有肖尔茨(Schol)和泽莫斯(Ziemes)[10]等基于罗默(Romer)的模型;丽格哈特(Ligthart)和范德(VanderPloeg)[11]及斯托基(Stokey)[12]通过扩展巴罗(Barro)[13]的“AK”模型研究了环境污染外部性与经济持续增长问题。研究表明，相对于不含环境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最优的污染控制要求一个较低的稳态增长率，并且严格的环境标准有利于维持经济持续的增长。约翰(John)和帕特尼诺(Pecchenino)[14]采用“代际交叠模型”(OLG)的分析框架，得出了在竞争均衡条件下的最优环境消费量，并发现在稳态均衡时，可能存在多重均衡，这一研究结果能够对不同产出水平上的污染程度分别进行解释，进而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做了概念性的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