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环境治理与政府责任问题的综述研究

日本的环境治理与政府责任问题的综述研究日本的环境治理与政府责任问题的综述研究一、问题提出日本在环境治理方面的诸多努力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这一方面得益于二战后日本官产学界在环境治理指导思想、理念和政策方面顺应形势地不断变化、更新和创新，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日本在环境管理上设计了一个较为稳定且科学的体制以确定政府的责任担当。当前中国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历史上最多的人口，与此同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又正处于加速之中，中国面临着历史上最为突出的生态环境挑战。环境治理模式亟待从“劣治”到“良治”再到“善治”转型，总结日本环境治理的经验，其“国家协调、地方为主、社会参与、市场激励”的治理模式值得中国借鉴。二、日本环境治理理念的渊源(一)环境哲学与环境伦理奠基作用日本官产学界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以及环境政策的研究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该国环境哲学思想的影响和支配。其环境哲学思想演变大致经历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对机械论自然观的批判和对环境伦理学中人类中心主义及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讨论3个阶段。[1]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主要源于战后日本重工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集聚所产生的系列公害事件，但是，起初对有关公害成因的探究却主要集中于技术层面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等外生因素，加之日本政府应对公害问题所采取的应急对策并没有触及企业公害发生的根源，更没有从根本上克服这一问题。认识上的困境最终演变为日本社会在战后亟待解决的“早期环境问题”——公害的本源是什么、根源是什么、责任由谁承担、如何彻底根除公害等问题。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回应的是宫本宪一和庄司光，他们在1964年出版的《可怕的公害》一书中，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解释了公害，即“公害可以说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发生的社会灾难”。这种观点在都留重人、加藤邦兴等人的发展下，逐步形成了战后日本环境哲学思想界的“生产关系说”。但是随后的质疑声也不断，特别是前苏联在战后也陆续发生了公害问题，使得这一学说受到很大冲击。20世纪80年代末，宫本宪一在承认早期“生产关系说”局限的基础上对公害原因进行了重新的阐释。[2]但同时他依然认为“作为公害的环境破坏，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致”。处理公害问题无非是处理两类问题，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二是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生态资源的分配问题。[3]前者即发展成为后来的对机械论自然观的批评，后者演变成对环境伦理学中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讨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关于环境伦理学的讨论日盛，这为之后环境权理论研究和实践创造了积极的氛围。日本环境伦理学的讨论，涉及范围较广，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关于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二)环境权理论与实践的迅速发展人权发展的历史经过了初创期、发展期和升华期，3个时期的核心性人权分别是自由权、生存权和环境权。[4]1969年，日本宇都宫地方法院关于“日光太郎杉事件”的判决和1970年东京防止公害国际会议上发表的《东京宣言》，①催生了环境权思想在日本的萌芽。在“产业优先”的环境法理念下，加之环境法立法滞后，日本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既缺乏动力又缺乏依据对环境侵权行为予以公平公正且有效的处理，而且受害人通过民事诉讼请求侵害赔偿和救济的申请也屡屡失败，社会公众期待一种全新的权利观念，来为环境立法提供法理上的依据，同时也期待着在社会中营造一种环境权与传统人权一样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氛围。在这样的背景下，在1970年召开的日本律师联合会第13次人权拥护会上，仁藤一、池尾隆两位律师在日本第一次提出了具有法学意义的环境权理论。2000年之后，环境权方面的新动向主要集中在实践层面上，焦点是将环境权作为基本人权加入宪法。2004年6月，日本自明党宪法调查会宪法修改企划小组发表的《论点整理》、公明党宪法调查委员会发表的《论点整理(上)》、日本民主党《宪法提言中间报告》等，均提出了将环境权加入宪法的主张。为进一步充实环境权的内涵，日本学者又从不同角度深度挖掘了环境权所蕴含的构架，如环境防御权、环境社会权、环境参加权等。2012年6月审议日本宪法修改草案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将“环境权”提上了议程。(三)环境社会学的兴起源于二战后的日本公害问题直到20世纪90年代仍未得到圆满的解决，与此同时，一些社会学界的研究者也开始将社会学的主要理论运用到环境治理当中，从时间脉络来看，日本环境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分别以饭岛伸子、船桥晴俊、鸟越皓之为代表的3个研究团队关注这一领域的问题，这3个研究团队再加上海野道郎的数理社会学团队，开创了日本环境社会学的四大理论体系，分别是“受害构造论”、“受害圈、受苦圈论”、“生活环境主义”和“社会两难论”，其中“受害构造论”和“受害圈、受苦圈论”统称为“环境公害理论”，“生活环境主义”和“社会两难论”统称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