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生产效率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关联分析

中国环境生产效率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关联分析中国环境生产效率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关联分析一、引言经济增长和减少污染是当今人们关注的重点。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在取得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中国地表水污染较重，七大水系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污染，特别是气温不断升高，自1997年以来已经连续出现了14个气温偏高年份，彰显了温室气体排放过多所产生的不良后果。而在最新出炉的2012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数(EPI，EnvironmentalPerformanceIndex)排名中，中国在132个国家中名列第116位，环境情况显然不容乐观。但是，不管怎样，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不会停止，因为毕竟发展是第一要务，以上出现的环境问题只有在发展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彻底地解决。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尽早地把对环境的消耗纳入到我们经济增长核算的范畴，让人们充分认识到环境的消耗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进而促使人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关注和重视环境问题。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已引起了众多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绩效的关注。在已有的文献中，大量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绩效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在没有考虑经济增长可能对环境产生较大损耗的情况下进行的，即他们主要是从基于没有考虑环境因素的传统效率和生产率角度来考察中国经济增长的绩效和可持续性的。在这些研究中，从方法上来看主要分为Solow的增长核算法(如Chow，1993;Borensztein&Ostry，1996;Wang&Yao，2003;Zhengetal.，2009;王小鲁等，2009)和包括DEA与SFA的生产前沿分析方法(如颜鹏飞等，2004;郑京海和胡鞍钢，2005;岳书敬等，2006;王志刚等，2006;吴延瑞，2008;王志平，2010)。近年来，才出现了一些在考虑环境因素下的对我国生产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研究的文献，比如胡鞍钢等(2008)和李静(2009)在考虑环境因素的情况下基于当期DEA的方法对我国区域的生产效率状况进行了探讨，王兵等(2010)和田银华等(2011)则运用序列DEA方法对在环境约束下的我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而陈诗一(2009)在考虑排放的情况下对我国工业分行业进行了绿色经济增长核算。从以上可见，对我国经济增长中的生产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研究的成果是丰富的。但在以上研究中，大部分是在没有考虑经济增长对环境产生损耗的情况下进行的，即他们并没有考虑经济增长所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因而会扭曲对社会福利变化和经济绩效的评价，并可能在政策建议上产生误导(Hailuetal.，2000)。而在以上对环境影响加以考虑的文献中，除了陈诗一(2009)是利用基于扩展新古典增长模型的Solow余值法对我国工业分行业的绿色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之外，其他对我国绿色经济增长进行研究的文献基本上都是基于DEA方法而展开的，采用SFA方法进行的相关研究似乎还很少出现。另外，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上述基于Solow余值的增长核算法，由于不能考虑生产过程中的无效率以及它的准确性，得建立在一些很强的假设条件之上(如完全竞争和利润最大化等)，这些不足之处都可能使其结论有偏(郑京海等，2005)。而对于DEA方法，其不但具有对测量误差和极端值特别敏感的缺陷之外，另外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上用DEA方法进行分析的文献(包括当期DEA及序列DEA)中，他们对省际生产率的分解基本上都是建立在Freetal.(1994)的方法之上的。然而该文对生产率的分解方法由于其对技术进步的测算是基于虚拟的规模报酬不变(CRS)前沿，而不是实际的规模报酬可变(VRS)前沿面的移动得到的，通常会产生一向上偏误的技术变化值和向下偏误的规模效率变化值(Grifell-Tatjeetal.，1999);而一些试图摆脱上述分解有偏的研究(如王兵等，2010)在基于VRS前沿来测算技术进步时，又遇到了很多的“不可行解”问题，即在该方法下不能求出技术进步的值。对于以上两难困境，Rayetal.(1997)认为基于显性的超越对数距离函数方法可以很好地解决。对于传统的SFA方法，其对于生产率的分解因子——技术进步和规模变化也因不满足“费雪理想指数”(FisherIdealIndex)的特点，从而也可能在分解中会带来潜在的有偏误的结论(Orea，2002)。另外以上所有文献的样本期都为2008年之前，缺乏对2009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我国产出及生产率影响方面的研究。有鉴于以上情况，本文准备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拓展：(1)尝试在SFA的框架下纳入环境因素来对我国的绿色经济增长状况进行分析;(2)在广义马姆奎斯特指数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相结合的模型框架下，放松规模报酬不变假定，对我国区域的生产率及其各成分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