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项目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契约设计——基于委托代理关系视角

口业务与技术项目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契约设计基于委托代理关系视角樊寒伟1,2，和军(博士生导师)【摘要】本文针对事后“道德风险”的存在，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建立了PPP项目中用户与私人企业的交易契约分析模型，结果显示：在信息不对称时，最优交易契约要求私人企业承担全部风险，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风险分担，当私人企业付出努力以降低运营成本时，带有赔偿用户服务损失的契约设计在理论上可以防止私人企业道德风险的产生。但在实际PPP项目中存在道德风险时，根据收入与风险对等的原则，最优交易契约要求政府承担部分风险，这样可以避免外部不确定风险造成的私人企业损失增加。政府为保障PPP项目的有效运行，应以适当的方式介入：当私人企业的收入低于预期收入时。政府应该向私人企业提供适当的补贴，相应根据风险共享的原则，也应该保护公众的利益，当私人企业的收入超过预期收入时。政府应该分享私人企业的超额收益。【关键词】委托代理；代理成本契约；道德风险；最低收入保证；超额收益【中图分类号】F2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o04—0994(2O16)33—0088—4一、引言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即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我国财政部认为，广义的PPP泛指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建立的各种合作关系。而对于狭义的PPP，通常的模式是由社会资本承担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工作，并通过“使用者付费”及必要的“政府付费”获得合理投资回报；政府部门负责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价格和质量监管，以保证公共利益最大化。我国从20世纪末开始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引入PPP项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财政压力，提高了公共服务经济效益。公用事业PPP项目中，政府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之间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政府部门和私人企业分别作为委托方和代理方，二者的利益目标不同：签约前，政府的目标是选择合适的代理方，而私人企业的目标则是中标；签约后，政府更注重社会整体福利，而私营方更关注的是企业盈利情况。袁竞峰等(2013)认为，在政府和私人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方政府难以了解代理方的开发、运营状况等真实信息，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这就引发PPP项目在事前招标过程中的“逆向选择”问题与事后运营的“道德风险”问题。私人企业在提供公共服务时会面对较强的市场成本约束，由于事后“道德风险”的存在，其可能会利用政府和公众用户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不通过努力提高运行效率的方式，而是通过缩减必要的支出或降低用户服务质量来降低服务成本，这不是政府所希望看到的。私人企业也有可能变相地违规向用户收取不必要的费用，将风险转嫁给消费者，使公共服务偏离了帕累托和社会最优水平。公共服务产品“收费贵、服务产品质量不佳”等问题受到公众的质疑。因此，在一定制度约束下和保持市场竞争的条件下优化契约设计，可以有效防止私人企业和公众用户双方发生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的行为，使社会的总效用接近社会最优福利水平。在一个具体的PPP项目中，政府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者与私人企业签订合约，由私人企业通过向公众用户收取服务费用来赚取利润。服务价格的制定，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励私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优质的服务，但另一方面也可能给私人企业留有在服务产品数量和质量方面的寻租空间，从而诱发私人企业道德风险的发生。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公众用户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常处于不利地位。因此，胡改蓉(2015)认为PPP模式的初衷是通过公共部门引进社会资本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进而达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目的，但PPP项目的合作伙伴关系实则是一个面对不确定复杂风险的动态合约安排过程，因此在PPP项目的合作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是公私部门以利益为主线的一个冲突与【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民营企业与国有垄断企业融合发展的障碍、机制与路径”(项目编号：；~3BJL040)123·釉一对会蜀利2016．33博弈的过程。二、PPP模式与委托代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是现代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张维迎(1996)对委托代理理论进行了系统介绍，委托人希望代理人为保障自己的利益而行动，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委托人无法直接观测代理人的行动，只能根据观测到的变量来设计契约机制奖惩代理人，激励代理人选择有利于委托人的行动，委托人要实现自己的期望效用最大化，必须满足来自代理人的两个约束：第一是参与约束，即代理人接受合同得到的效用弋于其保留效用；第二是个人理性约束，代理人选择使自己的期望效用最大化的行动。委托代理理论是指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委托代理双方通过制定优化的契约机制，来激励代理人选择高水平的努力，委托人既要满足代理人利益要求约束，也要达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即委托人应通过契约对代理人实现参与约束和相容约束。由于面临外部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