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环境保护政策的未预后果：以天津水源保护措施为例

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地方性环境保护政策的未预后果：以天津水源保护措施为例谭宏泽GeirIngeOrderud[摘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为保护天津市饮用水源地，一系列地方性环保政策和措施被制定和实施。这些措施普遍具有“剥离性”特质，并带来一系列后果：居民和水库的联系被割裂；-3地居民归属感被削弱；政府介入传统的居民与环境的互动过程等。同时，传统农业的边缘化地位使得农业生产方式向粗放式发展。周边村民在与环境的互动中成为“受害的作恶者”和“沉默的智者”。该区域的环境保护处于一个传统约束机制瓦解而新型约束机制缺席的断裂阶段，这也导致环保措施的实际后果偏离最初的预计。[关键词]水源保护地方性政策未预后果天津[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17)01—0213—11近些年来，中国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已经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为此，环境保护部门已经制定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近200件；国家环境标准500多项；各省、区、市人大和政府也已经颁布1600多件地方性环境法规及政策。但这些措施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中国的环境状况正日益恶化。过去的几十年见证了多数地方环境政策的脆弱与无效，并反映在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中国多数主要河流都面临水体污染问题，地表径流以及I临城的地下水污染严重②；许多城市面临“十面霾伏”、“垃圾围城”的困境；耕地退化与水土流失等问题不容忽视。近年来饮用水污染、地方空气污染、垃圾堆放问题等已然成为了新闻报道的持续性话题之一。实际上，中国的多数地方性环境政策并没有完全起到公众所期待的效用，这一切实的问题需要被纳入学界的视野之中。本文是挪威研究委员会资助的“中国一挪威合作项目——于桥水库富氧化成因研究”(SinoTropiaProject，项目号SinoTropiaRCN209687／E40)的阶段性成果。213当探究为什么地方性环境政策低效甚至是无效时，学者们已经提出若干不同的分析要素，诸如经济发展以及环境保护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基本社会一经济机制的失效，正规环境组织的缺陷⑥，行政管理模式的僵化④等等。这些分析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和说服力。然而，如果我们将目光聚焦于地方性环境政策本身，分析其本身的结构性特征及运行机理，并将这种分析置于整个中国当下社会的运行模式之中，我们又会有什么其他的发现呢?基于这样的思考，本研究以天津市于桥水库周边区域为案例，对该地在90年代之后制定、实行的一系列围绕以“水源保护”为目标的环境政策及其结果进行探究，以期能够为该领域的深化认知做出一定贡献。一、环境范式与未预后果1．环境范式与剥离性政策当我们讨论地方环境政策的运行时，最为基本的一种理论思路上的争论来自于环境社会学最为根基的两个核心范式的对立，即人类例外主义范式(human—exceptionalism—paradigm，HEP)与新生态范式(New—ecological—paradigm，NEP)。自从1978年Catton和Dunlap对这两个范式进行命名和总结后，围绕着这一对理论思路的争论一直延续。Tarrent、Cordell、Dunlap和Wil—liam等关于该对范式都做过详尽讨论。总结前人的基本观点，可知HEP范式是继承以涂尔干为代表的传统社会学研究范式。该范式强调用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事实。但相对应，其可能会忽视“环境因素”这一维度对社会事实之影响。同时，该范式的显著特征是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的特点，即将人类独立于环境之外。该范式的核心假设是：因为“文化”这一要素，人类于所有生物中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同时，文化可以几乎无限地变动，而其积累则是意味着人类的进化可以永久延续，进而也就可以解决所有社会问题。NEP范式则将人类发展融入环境之中，认为人类尽管有其自身的突出的特征，例如文化，但是仍然处于全球生态系统中，并且与众多物种的互相依赖。同时，人类事务并不只是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实际上是受到包括自然因素等多维因素共同作用。因此，许多有目的的人类行为会有可能会产生其他的预料之外的后果。归根结底，虽然人类的文化以及某些能力在某一时期段之内有可能扩展自身承载力。但是，基本的生态法则是不能轻易消除的@。从这对范式出现开始，环境维度开始出现在社会研究的范围内。HEP和NEP两大范式实际上是提供了环境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两大基本立足点，前者的核心是将“人”抽离出自然环境，而后者强调将“人”融入自然环境。在具体的运转中，即转化为对于改造环境时的不同态度。而在此基础之上，不同地方基层政府基本政策的运行模式则与不同的范式观念相对应。在此维度上，至上而下的“TOP—DOWN”模式和自下而上“BOTI'OM—UP”模式则是涉及到环境政策制定中信息的流动、当地居民以及公众意见的反馈、政策实施再审核等方面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