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和理解中国农业中的环保行动——以天津市于桥水库为例

解释和理解中国农业中的环保行动——以天津市于桥水库为例盖尔·英奇·奥德鲁德罗尔夫·沃格特汤姆·安德森罗静引言等采取环保行动，不是说说而已，几十年家的“小康”。来一直处于环境研究的核心。确实，很多环简言之，对于环境保护，我们不仅需要保行动是由政府当局以及个人行动主体采取的，但造成环境进一步退化的不够环保行为和另外一些行为仍然普遍存在。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该国在过去30年变成了全球经济中的世界工厂，如今正面临着极其巨大的环境挑战。像西方国家一样，中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颁布一系列法律规章，应对污染问题，提倡环境保护。这方面的工作在世纪之交得到了促进，最近又通过《环境保护法》的更新和修订而得到进一步促进。中国在过去60年间也采取了各种各样的环保行动。尽管作出了这样的承诺和大量努力，但中国的区域性自然环境仍然经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需要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这一点在过去20年里变得越来越明显。然而，中国存在着缺少遵守现有环境法规的意愿、未能将其强制实施这一根本性的问题(CCI—CD2006；Harris2008b)。因此，中国当前面对的挑战，是需要竭尽全力遏止和减少不同类型的污染，从而将发展带上更加可持从地方到国家再到超越国家的行动，适当的环境价值观与采取正确的行动同样是必要的(Harris2008a)。因此我们认为，解释和理解中国的环境行为(价值、态度和行动)，是确保环保行动可行性的先决条件。正如巴尔(Barr2008)和一些中国学者(例如，Li2003；Cheneta1．2011；FengandReisner201I)研究的事例表明，环境行动研究十分关注节能、水土保持、回收利用方面的购买和消费模式，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绿色消费。而我们重点关注的是中国农业即农村以农户为单位的农业部门的环保行动，我们的研究，以此前一项关于中国农民这个群体的普遍环境价值和态度的分析(OrderedandVogt2015)为依据。我们选取中国农户作为研究对象的理由是：第一，因施用肥料的田地营养物散失和畜牧养殖业粪便导致的富氧化，是中国淡水湖水质下降的主要原因；第二，通过研究农户，我们可以从生产方面研究环保行动；第三，由于农户的行为是嵌入到家庭当l32盖尔·英奇·奥德鲁德罗尔夫·沃格特汤姆·安德森罗静中的，我们将环保行动归结到地方层面，视为地方社区中个体的努力。此外，本文的分析意图对农村环境保护研究作出贡献，按照习等人(Xieta1．2015)的看法，农村环境保护仍是一个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的领域。关于农业实践的科学文献，一直在讨论农业是否已经从生产主义(produetivism)过渡到后生产主义(post—produetivism)，即所谓过渡到更加环保的农业生产(有关这方面的评述，参见Wilson2001)。然而，伯顿和威尔逊(BurtonandWilson2006)断定，农民的行为模式是由产出引导的，我们在挪威的研究同样支持这个论断(OrderudandV0gt2013；Bartoneta1．2015)。伯顿(Burton2014)通过回顾人口统计学(比如年龄、性别、教育和经历等因素)方面的文献得出结论认为，我们观察到的环境行为的不一致，可能与我们对这些人口因素之间复杂甚至矛盾的因果关系缺少理解有关。此外，有几项研究(例如，Vogel1996；Andrewseta1．2013；PriceandLeviston2014)强调了实践知识、技能、能力、个人经验、之前的观念以及环境制约因素、生物圈价值观(biosphericvalues)等在理解环保行动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由此将行动主体的背景以及实践学习和知识(正式的知识和通过实践习得的知识)的重要性凸显出来。这个观点从我们在挪威的研究(OrderudandVogt2013；Bar—toneta1．2015)当中也得到明显的支持。中国也需要类似的研究。下面呈现的研究，意在通过这个富氧化研究的个案，通过分析与当地社群中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不同行动群体的环境价值观，验证我们的想法。研究的主要问题有：(1)解释造成农民在采取环保行动方面的差异的主要人口和社会一经济因素——以及环境价值观和态度——是什么?(2)农民中流行的环保价值观(OrderudandVogt2015)有没有实际体现为环保的农耕实践行为?(3)联系我们在挪威农民中作过的类似研究，两国农民在价值观、态度和行动方面是否有共同之处，在中国背景下来自挪威的经验是否能有所帮助?(4)最后，中国的农业和环保政策可以从我们的研究当中吸取哪些隐含意义?本文所呈现的研究，扎根于一个广大的跨学科研究领域，该领域综合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跨学科的流程。而且，我们在研究环境问题时充分认识到社会和社群价值观的重要性，并考虑到社会、政治和伦理的因素。同样，我们的研究坚持生态经济学的